顾炎武启迪后世的重要理论贡献即在于此。
这种主体性不仅仅是主观性，还是一种personal learning. enabling-constraint（成就个人的限制）就是特殊性的普遍性 文汇：那特殊性是如何体现普遍性的呢？ 杜维明：这需要一种自觉。现在甚至在中学、小学里都教哲学，不仅出现了儿童哲学，而且儿童的思考也具备哲学性。
因此，我们支持了很多刊物，如《中国哲学史研究》《燕京学报》，台湾的《当代》，刘东的《中国学术》等。早在199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我应邀在大会用英文做了儒家核心价值的主题演讲。所以，个人利益就要服从于家庭的公，同理，家庭的私就要服从于社区的公，社区的私就要服从于国家的公。12年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面试500多位学人 文汇：这和您在哈佛对儒学的传播分不开，当年您开设的公开课《儒家文化》在哈佛一座难求，桑德尔在华东师大交流时曾提起此事，说几百人的教室常常被爆满。这主要是从《大学》里发展出来的修齐治平关系，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
我的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在和世界各类思想家的交流中，我都得到了强烈的呼应。我们在2012年请您做客文汇讲堂时演讲的题目就是《仁的反思：面向2018年的儒家哲学》，其实那时，您已经明白，在中国举办世界哲学大会并无悬念。现在就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多元必然意味着会有分歧，这里面就存在着张力，不得不靠对话来化解。
杜维明接话，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也是只有7个学生，老师有10来个。我们的心态和基本的大原则应该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特色。而仁里包含的情，使得这个主体性与所有其他人都可以对话，如一些儒家的重要学者所说：仁爱不仅是爱人、还使人爱己和自爱，同时与万物一体。哲学的太阳从希腊升起，要落到多个文明大国，包括中国、印度和非洲、拉美。
这不是从谱系上来讲，而是因为它正是从中华文明的非常特殊的思考方式甚至习俗文化中发展出来。所以，一个人既是有主体性的，但他又是网络的中心点，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就无法分开。
当时，哈佛哲学系在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主持下，变得非常职业化，它只关注五大方向：逻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本体论。尤其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温饱问题大都解决，更多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意义，反思的年龄也逐渐下降。精神人文主义大概在2014年开始正式出现在您的各类演讲中。因此，一方面，哲学研究会变得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作为思考的方式和能力，哲学的追问永无止境，也是无穷无尽的。
同理，对其他文明也要能认同他们的优越性，和人分享就是要承认他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就点出了学习的自觉性。三，哲学本身必须全球化。当然，有时分配时间上不那么容易。1996年到2008年，您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很多大陆学者因此到了哈佛访学，您对自己任内怎样评价？ 杜维明：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它的使命是致力于亚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人格发展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打破某种限制，成全发展自我，达到成己成人吗？这种突破在西方有一个词叫enabling-constraint，翻成中文是成就个人的限制。这是1900年开始举办的哲学界学术大会首次落户中国。
但是，一种思想只有具有广度和深度才会具有达到前瞻性和突破性的可能，才能通过论域来浸润到意义世界里来。二，西方哲学需要走出象牙塔。
近年来，比起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上的人才辈出，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以展示更大的影响力和公共性，而中国能提供丰富的资源。比如当时的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这些接触让我增加了现实感，更关注公共领域。因此，凡是有反思能力的人都会有哲学问题，并非只是为了追求真理，要过美好生活也需要有哲学反思。48岁因儒学传播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文汇：您在1988年入选了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院士，我查了一下资料，该院1780年成立，至今共有1万人入选，囊括各界杰出人物。50年前，我想要做的事是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也是中国现在想要做的。1985年，他在北大讲儒家哲学，这是继1923年梁漱溟之后第一次重启儒学的研究。
您多次说过，1962年得到奖学金，从东海大学去哈佛读硕士和博士时，并没有抱定要去传播儒学之念，而是想去看看是否有比儒学更吸引您的学说。比尔·盖茨，世界首富，捐赠额高达400亿，世纪之交写了一本著作《21世纪的道路》，因为思想性不够，并没有流传。
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杜维明：确实。2008年首尔大会时，我被选为FISP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我申请将中文定为官方语言，被批准了。
儒家是把人伦日用作为哲学反思的起点的。也就是通过文明的对话来发展对话的文明，只有这样才能消弭竞争、对抗的文明，因此，文明的特性之一就是对话。
也就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在哈佛，我的视域不断得到扩展。
这种主体性不仅仅是主观性，还是一种personal learning. enabling-constraint（成就个人的限制）就是特殊性的普遍性 文汇：那特殊性是如何体现普遍性的呢？ 杜维明：这需要一种自觉。现在甚至在中学、小学里都教哲学，不仅出现了儿童哲学，而且儿童的思考也具备哲学性。
因此，我们支持了很多刊物，如《中国哲学史研究》《燕京学报》，台湾的《当代》，刘东的《中国学术》等。早在199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我应邀在大会用英文做了儒家核心价值的主题演讲。
所以，个人利益就要服从于家庭的公，同理，家庭的私就要服从于社区的公，社区的私就要服从于国家的公。12年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面试500多位学人 文汇：这和您在哈佛对儒学的传播分不开，当年您开设的公开课《儒家文化》在哈佛一座难求，桑德尔在华东师大交流时曾提起此事，说几百人的教室常常被爆满。
这主要是从《大学》里发展出来的修齐治平关系，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我的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在和世界各类思想家的交流中，我都得到了强烈的呼应。我们在2012年请您做客文汇讲堂时演讲的题目就是《仁的反思：面向2018年的儒家哲学》，其实那时，您已经明白，在中国举办世界哲学大会并无悬念。如果这个未来的方向对我们有利，是否就一定是对非洲有利的呢？拿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我们强调的是中国和非洲的双赢，这种双赢要注意不是我主观认为的双赢，而是要对方认可的双赢，这是一个基础，因此，合作一方从一开始就要参与。
此外，哈佛燕京校友会每年都在苏州召开。有些哲学家是必须、应该接触的，但和非哲学领域学者的接触激发了我的很多灵感。
学以成人可以成为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 文汇：是您在2013年的FISP执委会上提出本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您如何理解它？ 杜维明：既然哲学探讨的是人的问题，而人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存在，他不是一个静态物，也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活动中的存在，因此，如何做人和何为人是不可分开的。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是从经济学进入社会学领域的。
其实就是在建立我们的认同和我们的方向。陈来就来过三次，乐黛云等77、78级大学生中的精英大都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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